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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疫情，中国留学生杨力苈，此时应该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校园里，准备博士毕业论文。

　　今年1月，杨力苈回到老家湖北恩施过年。疫情暴发后，因身处疫情高发区，无法返校。等到4、5月，国内疫情暂时平缓，国外疫情却开始蔓延，“航班减少甚至停飞，返校希望依然渺茫”。直到目前，她仍然滞留家中，不得不线上学习。

　　尽管，中国留学生张舟并未回国，选择留守英国布莱顿市的萨塞克斯大学，但他并不能安心学习，“英国前十例感染者，大部分来自这个城市”。

　　坐在教室听课的日子寥寥可数，张舟还是控制不住地焦虑：不得不在课堂里最早戴上口罩；联名中国留学生向学院申请线上教学；面对家人的回国劝说只能安抚，“毕竟路上也有风险”。

　　一边是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国际生源国，约150万人身处海外学习和研究。另一边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势不可挡。8月24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数据显示，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0万例。

　　要么是担心受到新冠肺炎病毒威胁，要么是担心学业中断前功尽弃，中国留学生面临两难处境。此时，有专家再次提出留学生转学回国的建议，并给出了初步设想：“常青藤”对应985，州立高校对应211。

　　留学生转学回国是否可行？到底该怎么转？往哪里转？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复课返校困难重重，线上学习、休学借读一一出现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3月，纽约大学中国留学生郭子轩（化名）辗转回国。

　　因为无法返校，在上了一段线上课程后，郭子轩决定休学一学期。“网课效率非常低，国外大学重视学生间的小组合作。如果只是线上开会，来自全球各国的同学，经常约不到一块。”

　　眼看着国外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以及考虑到两国签证政策的变化，郭子轩无奈表示，“可能下下个学期都不一定能回去”。于是，家人又催促起郭子轩继续学业，只希望他“早点毕业”。如今，他又回到电脑前，开始上网课了。

　　转到线上课堂或者选择休学，郭子轩的两个选择，是疫情下国外大学提供的主要方案。

　　为了规避线上教学低效率等问题，美国高校开始与国内高校合作，推出“就近入学”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娟正在美国查普曼大学访学。她向记者介绍，上海纽约大学近日宣布，2020年秋季学期，学校将迎来来自纽约大学和纽大阿布扎比校园的约3100名中国籍学生。他们将与原本上海纽约大学的1700名大学生在上海开启新学期。

　　无独有偶，康奈尔大学也宣布秋季学期计划，并公布国际学生可以在全球十几个国家的当地大学暂时学习。中国留学生由于疫情无法返校，可以申请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陆高校借读。

　　“采用‘借读’方式的美国高校数量不超过30所。其中，很多高校与国内高校有着长期合作关系，或者本身就是分校的建制。”李娟说，“‘借读’暂时解决一些问题，但也无法大面积推广。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大多数高校间，不具备学分互认的基础。”

　　“随着机票价格逐渐平稳，选择返校上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可能会增加。”李娟给出判断，即便能够顺利返校，中国留学生还面临一个新问题，“因为疫情防控政策，很多美国高校的宿舍正在进行改造，由2人间改造成1人间。留学生返校后可能申请不到宿舍，不得不在外租房，这是他们应该考虑的经济成本”。

　　超六成留美学生秋季无法返校，两成考虑“回国读书”

　　线上学习、休学或者借读等办法一一出现，留学生转学回国的迫切性，还剩多少？

　　8月14日，有媒体发起《2020年疫情影响下中国留美学生现状调查》，一周内回收14356份问卷。63%受访者在秋季学期仍然无法返校，22%受访者表示“正考虑回国读书”。

　　接受记者采访时，多名中国留学生均提及全国政协委员倪闽景在全国两会时，提出的《解决境外高校留学生转学回国完成学业的建议》。今年5月，该《建议》第一次将疫情对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影响，摆到了公众面前。

　　这份书面大会发言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归国留学生如果愿意去高职高专学习的，可采用免试入学的方式；对于希望转入本科高校的学生，可启用插班生考试政策；建立国外高校学业成绩转换机制。

　　最近，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总能接到电话，朋友的孩子在美国俄勒冈州留学，在疫情的威胁和网上学习中，家长对于孩子是否回国，“处于纠结状态”。

　　于是，卢晓东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他发现，留学生转学回国，“既有历史根据，又有现实需求，也符合教育规律”。

　　2016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

　　在卢晓东看来，当前，由于疫情在某些国家、某些高校已经使得一些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陷入了特殊困境，有些学生可能患病或面临染病的巨大风险，或者家庭因疫情影响无法在经济上支持孩子继续留学。“理论上说，这些学生可以提出转学国内高校的申请。”

　　“从教育史上看，转学制度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一直存在。”此外，卢晓东研究发现，“转学同样是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成熟的转学制度的前提是学分互认，即承认在此前高校学生按照学分制度计算的学习经历真实有效。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通常会在中国留学生获得国外大学毕业证后，对毕业证的有效性进行审核、认证，也就是承认中国留学生在这些正规学校的整体留学经历。”卢晓东就此设想，“为什么不能由国内高校分段认可留学生在国外大学所获学分的有效性呢？比如，认可其在海外高校本科前两年的学分，以在特殊情况下，方便留学生转学回国。”

　　留学生意愿、学业匹配程度、高校实际容量等问题交织错落

　　5月15日，在经历国外口罩售罄，学校停课，回国机票“一票难求”，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杨怡（化名），回到老家浙江温州。

　　一直以来，杨怡的父亲对转学回国的话题并不关心，一方面，孩子可以选择去西交利物浦大学“借读”。另一方面，他认为，转回国内政策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一定要实施，作为家长，我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往哪里转，怎么转？”

　　“能接受的底线是不低于自己的本科学校水平。花了那么多学费留学，为什么会转回国内更差的学校呢？”郭子轩从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毕业后就去了纽约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

　　“美国常青藤高校的学生可向‘985工程’高校提出转学申请，州立高校学生可向‘211工程’高校提出转学申请。”卢晓东给出这样一个初步设想的对应关系，“总体上，要保证留学生境外原就读高校的多样性，能够对应国内接纳高校的多样性，而不是一概而论，一刀切”。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取进行统一转学考试、插班生考试两者并行的措施以保证公平。

　　记者采访时发现，对于留学生转学回国的建议，一所中外合作大学表示“愿意”接受转回国内的留学生，但也坦言，“没有相关政策支持”。从目前看，“学生回来之后，没办法正常注册在教育部的学籍系统，也就意味着，他们转回来就读毕业后拿不到学位证”。

　　在牛津大学就读教育学博士的杨力苈提醒记者，留学生转学回国的这一建议，需要同时考虑学生的意愿、已完成学业与国内学业的匹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其中，学业的匹配程度需要考虑到专业适配度、学业内容连贯性、学校层次的类似性、学业年限设置等因素。”

　　另一方面，国内大学也需要从招生计划、学籍管理、学生补贴与经费划拨等教学资源的实际容纳能力出发，加以筹划。“问题的复杂程度，将远大于恢复眼下受疫情冲击的教学秩序那么简单。”杨力苈说。

　　自由转学与教育公平如何平衡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人数就达66.2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留学3.02万人，单位公派3.56万人，自费留学59.63万人。

　　“留学生是人才。虽然未能在国外完成学业，但他们已经拥有一些明显优势，比如语言优势、专业优势。”在卢晓东看来，这些转学申请者具有一定学术能力，“留学人才选择回国，也能服务于国家建设。”

　　对此，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提出了质疑。近些年来，出国留学完全变成一场经济支撑下的更好教育的路径选择，而非优秀的才留学。“我不否认优秀的留学生群体的存在，甚至越来越多，但强调留学生的整体优秀，显然有失偏颇，不能作为留学生自由转学回国正当性的基础。”

　　“大学转学制度的确有存在的必要，在西方更是一个普遍的制度建设。”一般来说，主要是在二年级结束转学，一年级比较少。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著名大学的转学生占比都非常低，甚至不足2%，比如哈佛、普林斯顿等，有些年份一个转学都没有收。但是一般普通大学，比如一些州立大学，转学率相对都比较高。陈志文提到，关键问题是中国高校的转学制度理论上一直存在，但是实践中极少出现，“原因就是国内转学的申请条件严苛，其背后是对教育公平的把守”。

　　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记者梳理发现，对于转学原因只限于两种，一个是因病，一个是特殊困难，比如父母需要就近照顾，或者导师身故无法继续学业。

　　此外，在转入学校上，《通知》也很明确：高考分数在当年不低于转入学校，只能从高层次学校向低层次学校转，比如说本科转专科，211转非211，985转非985；研究生二区招生单位录取学生可转入一区招生单位，严禁“反向转学”。

　　“因为手续烦琐，国内高校间转学的案例很少。换句话说，出于确保教育公平的要求，国内大学的转学制度基本是‘束之高阁’。如果国内大学都不能自由转学，那么，凭什么留学生可以自由转学回国内呢？”

　　对于有人建议模仿国内“高转低”的原则要求，或者进行插班生考试，吸纳留学生转学回国。陈志文认为“可以尝试，但绝不能实施自由转学制度，更不能采用申请审核制。”他认为，“在讨论和建立留学生自由转学回国之前，先要解决国内大学的自由转学制度，至少要公平对待两个群体。”（本报记者 陈鹏）